作者：李维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学形态与功能的近百年变化与未来展望”首席专家、201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必赢中国官方网站教授）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04月19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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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方向。具体落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就需要我们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如何通过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百年历程，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的路径，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在中国的哲学”而成为“中国的哲学”。这也就是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从中国哲学传统中找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贯通处和结合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进入中国哲学传统之中；借用张岱年在20世纪30年代的话说，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新哲学，不只是从西洋的最新潮流发出的，更须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中生出的”。然而，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西欧发端经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思想世界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还存在很大的难度。在这里，我们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坐标系入手，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新思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坐标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就其学术性质来看，实为哲学史性质的研究。而作为哲学史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可以从两个哲学史坐标系来开展。

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坐标系。这个坐标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出发，以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西欧向世界各国传播发展，与各国具体实际、文化特点和哲学传统相结合，演变成为持续至今的世界性哲学思潮为主要历史线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考察。在这个坐标系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的内在联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历史普遍性创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个是中国哲学史坐标系。这个坐标系从中国哲学的源流出发，以中国哲学从古及今的发展为主要历史线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开展相接续，作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考察。在这个坐标系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源流及传统的内在联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哲学特殊性创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两个坐标系是互补的，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是一个世界化和民族化相依存相统一的历史进程，都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实际中找到根据，因而从哲学史研究上看，都有其合理性，都具有历史感，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研究者们更多采用前一个坐标系，而较少采用后一个坐标系。然而，若要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昭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而成为“中国的哲学”，则需要采用后一个坐标系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哲学史坐标系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

在采用中国哲学史坐标系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就是需要对这个坐标系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和把握。其中很重要一点，就在于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国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历史主义地看待鸦片战争后中国哲学所发生的古今之变。

中国哲学的开展，自商周之际直至鸦片战争前，大体上是自成一系的，源远流长，未曾中断；其间虽然也有外来哲学的传入，如汉唐时期印度佛教哲学的北传、明清之际欧洲哲学思想的东来，都曾对中国哲学开展投下深刻影响，但并未改变中国哲学自成一系的格局。这些都属于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和古代传统。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历史大变局，致使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其哲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中西古今哲学发生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使得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呈现前所未有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格局，由此造成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入、传播和中国化，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大事件，对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开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尽管内涵丰富、格局复杂，但并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有着一以贯之的主轴线及其内在逻辑。追索这一主轴线，把握其间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到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发展相比，呈现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即通过中西古今哲学的碰撞、交流、融合，中国哲学在形态上发生了历史性变换，由古代形态转换为近代形态，进而由近代形态发展为现代形态：在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产生出自己的近代形态，并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近代形态转换为现代形态；经过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创造出中国哲学家自己建构的现代形态哲学体系。这种哲学形态的历史性变换，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之相伴随，中国哲学传统也出现了历史性更替，由古代传统更新为现代传统。可以说，这种哲学形态的转变和哲学传统的更新，是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合逻辑的东西。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哲学大变局所显示的创新性和深刻性，所具有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正是由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合逻辑的东西所决定的。

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虽然是由中西古今哲学的碰撞、交流、融合所造成，但不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中断，而是使中国哲学进入了一个新质的开展。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所谓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是指西方哲学引入中国思想世界以后，不是取代了中国哲学，而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文化特点和哲学传统相结合，成为能够为中国哲学所吸取、所采用的形式或内容，推进中国哲学的新开展。所谓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指这种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不是对古代形态中国哲学的简单延续，不是向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循环式回复，而是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并在其中保留和激活了中国古代哲学仍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精华。就西方哲学的中国化论，主要显示出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哲学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联系与区别，也就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论，则主要显示出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联系与不同，也就是古今哲学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哲学运动，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哲学的实际发展中是融合为一体的，共同体现了中国哲学古今之变中的中西古今哲学关系。可以说，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是最能反映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特点的两种哲学运动。因此，鸦片战争后中国哲学的开展，实是中国哲学自身从古及今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西化”和“反传统”，看作是中国哲学历史的“断裂”。

由于中国哲学史坐标系包括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哲学古今之变，这就要求对中国哲学史坐标系的理解和把握，不能局限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和古代传统，还必须看到鸦片战争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与传统更新。只有“通古今之变”，才能对这个坐标系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和把握。

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从中国哲学史坐标系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思想世界，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大主潮，进而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由“在中国的哲学”而成为“中国的哲学”，正在于通过参与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来实现的。

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从内在原因上看，是由鸦片战争后中西古今哲学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不仅带来了中国古代哲学未曾有过的新因素，而且胜过其他各种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潮。可以说，在影响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诸哲学思潮中，没有一种哲学思潮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对中国人的世界观、历史观、文化观、价值观、方法论和精神生活产生如此巨大影响，深刻地塑造和主导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中国哲学的这一伟大意义，毛泽东曾有过深刻揭示：“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毛泽东所说的“极大的变化”，首先就表现为中国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对其中长期纠结的重要哲学问题，作出了全新的回答。例如，面对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历史大变局，中国人发现古代的“千岁必反，古之常也”的循环史观已经难以说明历史现象了，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由科学进化论的引入而兴起的进化史观也存在着重大局限；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为中国人观察国家命运、寻找中国出路提供了指南，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观念的革命性变革。又如，为了回答鸦片战争后时代所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中国思想世界自19世纪中叶起就相继出现了各种新的政治哲学思潮，但都没有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革命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找到了一条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道路，才成功地回答了这一时代之问。再如，对于最为抽象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虽然20世纪中国人文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家们已经作过许多有益的探讨，建构起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体系，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马克思的实践观念为基础，建构起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形态，对本体论和认识论作出了独树一帜的阐发。中国哲学思想的这些“极大的变化”，构成了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新的重要内容。

通过对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综合中西古今哲学思想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新的创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一哲学形态的形成，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及其成就。在最初的哲学形态中，往往有较多的引入内容，而随着这一进程的逐渐推进，其中国特色逐渐凸显出来。在这方面，毛泽东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基础和内核所创立的“实践论”哲学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型形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哲学古今之变的积极参与，并不意味着忽视或否定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和资源，而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和资源予以高度的重视、积极的总结和批判的继承，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精华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激活和改造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许多合理因素，使之转化成为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鲜活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常用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一分为二”“小康社会”“大同理想”“忧患意识”等观念，都是来自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和资源，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激活和改造，这些观念在中国哲学现代形态中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这些都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不是从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和古代传统中直接产生出来的，但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参与和主导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的塑造，并由此而积淀为这一传统的重要内容，至今仍然是其中最具有思想创造力和现实影响力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传统的联系，不仅在于对中国哲学的古代形态和古代传统所做的总结与承继，而且在于成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通过这种参与和积淀，进入中国哲学历史，融入中国哲学传统，从哲学传统上建立了与中国哲学的内在联系，不再是“在中国的哲学”，而已经是“中国的哲学”了。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通过中国哲学史坐标系，通过这个坐标系中的中国哲学古今之变，能够从中国哲学传统中找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贯通处和结合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进入中国哲学传统之中。今天，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应当更注重从这个坐标系出发，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