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哲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尽管它不一定实际地占有真理，更不高高在上颁布真理，但它始终朝着真理进军，旨在获得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更真实的理解，因为真理是人类生存于世的基本凭借，亦体现人类的特性、价值和尊严。符合是真理的基本义和核心义，融贯是真理的内在要素，管用是真理的外在效果，无论科学真理和人文真理都概莫能外。若没有求真的目标、维度和约束，哲学研究就会混同于胡思乱想、诡辩和“忽悠”。哲学家能够达成重叠共识和视界融合，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朝向一个共同的维度，即真理。真理之难获得，不能自然地推出这样的结论：追求真理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认知目标。

【关键词】真理；真理的价值；融贯；科学真理；人文真理；

作者简介：陈波，必赢中国官方网站人文社科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必赢中国官方网站（IIP）院士，国际科学哲学院（AIPS）院士，主要从事逻辑学和分析哲学研究。

文章来源：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9期

我曾发文论述“哲学是一项认知事业”这一核心论题，包含如下三个子论题：

（1）哲学是一项求真的事业。它的目标是追求真理，尽管并不一定实际地占有真理，更不高高在上颁布真理，但它始终朝着真理进军，旨在获得对于自然、社会、人本身、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的更真实理解。

（2）哲学是一项讲道理的事业，受理性和逻辑的管控。无论做什么类型的哲学，无论以哪种方式做哲学，都要受到一些共同的方法论约束，例如清晰、严格、准确、一致，以论证的方式讲道理，给出理由，进行推理，得出结论，构造论证和反驳论证，让读者易于理解和把握。

（3）哲学还是一项社会合作的事业。既然是讲道理，作者和读者、说者和听众之间就会有认知一致和认知分歧，就会有挑战和被挑战，由此产生对话、协商和辩驳，一个对话共同体于是形成；通过理性的论辩，有可能达成视界融合，形成重叠共识。

我的核心论题“哲学是一项认知事业”是从蒯因的主张“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演化而来的，亦受到苏珊·哈克（Susan Haack）、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吉拉·谢尔（Gila Sher）等人的影响，所针对的是各种形式的“哲学例外论”，即哲学在研究题材、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和评价标准等方面都是广义科学的例外，它是一个与其他科学根本不同的研究领域和智识学科。例如不少人主张，与其他科学不同，哲学是诠释经典文本和理解文明传统的事业；哲学是安顿心灵和慰藉情感的事业；哲学是考察认知的可能性条件的事业；哲学是治疗因语言误导所引起的哲学病的事业；该论题也力图回应近些年开始流行的哲学虚无论和哲学怀疑论的挑战，等等。该文发表后，引来一些学界同仁的关注、商榷和批评，主要针对其中的第一个子论题：“哲学是一项求真的事业”。他们认为：哲学根本不是求真的事业，或者主要不是求真的事业。说实话，这使我感到相当诧异，也使我感到有必要撰写此文去严肃认真地论述“哲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这一论题，并针对各种反驳和异议做出答辩。本文分为四节，第一节论述真理的四种价值：生存价值、构成价值、规范价值和论辩价值；第二节简要论述“什么是真理”：符合是真理的基本义和核心义，融贯是真理的内在要素，管用是真理的外在效果；第三节直接论述本文主题：哲学的目标就是追求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真理；第四节回应一些同行对“哲学求真”所提出的质疑，并顺带回应关于哲学另外的几种理解。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冒“诉诸权威”之险，引述从古至今一些哲学家关于哲学求真的断言。既然有那么多同行忘记或否认这一点，重新温习和认真思考这些断言还是很有必要的。

亚里士多德说：“把哲学称之为真理的知识是正确的。思辨知识以真理为目的，实践知识以行动为目的。”“哲学家正是通过探讨（存在本身的）这些属性来探讨真理。”

黑格尔说：“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

海德格尔说：“即便我们必得追问真理，我们也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立身于何处？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情形如何。我们要寻求那个应当在人的历史中并且为这种历史而为人设立起来的目标。我们要现实的‘真理’。可见，还是真理！”

罗素说：“像所有其他学科一样，哲学的主要目标在于获得知识。它旨在获得的那种知识给予科学群体以统一性和体系性，并且是从对我们的信仰、偏见及信念之根据的批判性考察中产生的。但是不能认为，哲学在试图为其问题提供确定的答案时已经取得了某种非常巨大的成功。”

雅思贝尔斯说：“哲学的本质就是追求真理，而不是拥有真理。”蒯因晚年出版《追求真理》（Pursuit of Truth，1990）一书。“追求真理”是其全部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一生从未停止对“真”和“真理”的思考：真谓词的作用是什么？当我们说一个语句为真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真是内在于语言或理论，还是超越它们之上的？是否存在关于世界的既同样为真却又不相容的理论？如果有，如何从中做出选择？什么是逻辑真理和数学真理？它们是否可错和可被修正？等等。

有人提到，尽管这些哲学家都谈到了哲学研究真理、追求真理，但他们对真理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别。我承认，“有差别”是事实，但与我们的论题却不相关，相关的是他们都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目标。这是对本文论题“哲学追求真理”的强有力支持。

一、真理是人类生存于世的基本凭借

蔡斯·雷恩（Chase Wrenn）曾考虑真理的五类价值：（1）内在的：“信念为真本身是好事情”；（2）最终的：“真理是有价值的，因为理性的存在关切它”；（3）工具的：“真理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使得信念更为有用”；（4）构成性的：“真理值得关切，因为关切真理是过一种好生活的必要部分”；（5）目的论的：“真理是值得关切的，因为我们受惠于关切真理”。他批评说，这些说明并不足以解释真理的价值，还需要更多的东西。

下面，我将强调和论述真理远比雷恩所列各项重要得多的四种价值：

第一，真理的生存价值。我们生存于斯的这个世界极其巨大、复杂和危险；我们的天赋能力极其有限；我们的认知资源非常贫乏。我们面对的局面是：生存还是毁灭？错误的认知会使我们毁灭，只有小心翼翼地求真才能使我们生存下来。这是真理对于我们人类这个种族的“实用”价值，更准确地说，是生存价值。人类正是凭借其追求真理并运用真理的能力，才在与众多生物的生存竞争中明显胜出，卓然挺立于世。蒯因曾说，那些常常做出错误的归纳和预测，因而做出错误的行为应对的生物，大自然对它们的惩罚是：死亡，让其基因从大自然的基因库中彻底消失。

第二，真理的构成价值。即是说，求真使人成为人。人与其他动物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人具有理性能力，而这种理性能力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能够追求真理，即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真实认知。追求真理还派生出人类的其他美德：（1）真诚和诚实。由于真理的生存价值，我们要真诚地求知，正确地行动；诚实地面对自己和他人，不能说谎和欺骗，以减少人际交流成本。（2）敬畏和谦谨。对外在于自己的巨大力量的认知，对自己能力有限性的认知，对于与他人合作的需求，派生出我们的敬畏和谦谨。（3）自尊、勇敢和牺牲。对自己生而为人的认知，对自己的独特性的认知，对自己也能获得真理的认知，派生出人的骄傲和自尊；真理还赋予人勇气，为了追求和捍卫真理，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4）认知到需要群体合作才能生存、只有把他人真正当人看才能有效合作时，就会派生出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善良和宽容这些观念和其他美德。它们都奠基于人的理性能力，康德就是从人的理性能力推演出“道德的绝对命令”：你应该这样来行动，使你的行为准则成为普遍的道德准则。儒家的基本运思方式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可以说，真理对于人来说具有构成性价值，它体现了人的理性特质，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拉·谢尔强调真理的人类价值。人类价值是人类选择出来代表人性的普遍准则，如正义和真理，它们表明了人何以为人的基本立场。这种价值为人类的全部文明史所塑造，并为其所珍视，具体体现于典章制度、法律、礼仪规范、宗教信仰、历史记载、文学作品等。例如，古今中外，从儿童发蒙开始，大人们就教育他们“要说真话，不能撒谎”，这是人类教育的传统，也是人类文明的历史传承，如中国“秉笔直书”的史官传统，“敢言直谏”的谏官传统，“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从政之道……

谢尔问到：失去“真理”的生活与没有失去“真理”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当代社会弥漫后真理（post-truth）危机，很多人失去了对真理和真相的关切，任由假消息、假数据、假言论、假道理肆意横行。有一部英文小说《狼之罪》，其中的主人公威廉·蒙克说道：

言语是我们的沟通手段，它使我们超越了野兽。我们可以思考，我们有概念，我们可以书写，将我们的信念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用谄媚和操控来污染我们的关系，用谎言、宣传、自私的形象使用、词语及其意义的滥用来污染我们，我们再也无法通达彼此。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我们淹没在虚伪和权宜之计的泥沼中。欺骗、腐败和背叛，它们是狼的罪过。

谢尔还问到：在这种后真理危机中，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失去真理价值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当我们失去对真理价值的感知时，我们确实会失去某些东西，或许会失去一切”；求真“包括发现真理、坚持真理、识别和传播真理的需要”，包括各种各样的德性和实践以及与之并行的观念，它们表达了对于分辨真理与谎言、把真理传播给他人的关切。

第三，真理的规范价值。正如康德、弗雷格等人论述过的，已经掌握的真理对于我们从事新的认知和实施新的行动具有规范和引领作用。

规范1：追求真理。鉴于真理的生存价值和构成性价值，“追求真理”应该成为我们所有认知活动的目标，特别是哲学研究的目标。前文引述的哲学家们都强调了这一点。

规范2：服从真理。在言说、论辩和行动中遵循真理、服从真理，而不是胡搅蛮缠，更不是服从权威和权力，特别是当后者背离真理的时候，公民有权不服从。

第四，真理的论辩价值。哲学是讲道理的学问，但“道理”得围绕“真理”转。在公共论辩中，不同的认知主体围绕一个共同的话题，看问题有不同的视角，由此形成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论者给出他们所持的理由，公开展示他们的论证过程；然后，其他论者找出其明确陈述或隐含使用的理由，辨析那些理由的真实性和合理性，检查其论证过程的逻辑有效性，相互辩驳，彼此说服，逐渐达成重叠共识。这个过程要满足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向一个共同维度——真理——收敛，因为只有真理才具有最大的说服力。若没有求真的目标、维度和约束，不受理性和逻辑的管控，哲学研究就会混同于胡思乱想、诡辩和“忽悠”，哲学论辩就会变成各说各话，各讲各理，永无止歇。

或许有人质疑说，你主要是从真理的工具性价值立论，这有贬低真理的价值之嫌。我的回应：我确实主要论及真理的工具性价值，这从本节标题“真理是人类生存于世的基本凭借”也可以看出来。但我认为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只能从人类的视角去思考和做决策，这里引用埃德沃斯（F.Edwords）的一段文字作为佐证：

我们的道德决策和道德理想基于人类需求和关切，而非所谓的神或者其他超验实体或力量的未经证实的需求和关切。我们通过判断某种选择如何影响人类生活而衡量其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范围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和地球上的人。如果发现存在更高的力量，我们则必须对这些力量给出回应。我们给出的与这些力量相关联的回应，仍将基于人类需求和利益。这是因为，我们所知的所有哲学和宗教都是由人类创造的，归根结底无法避免人类视角的固有偏见。这种人类视角一方面使我们局限于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理解世界的动力局限于人类的欲望与抱负。

二、真理的基本义和核心义：符合

1.只有一个真概念，但有许许多多的真理

无论在英语还是在汉语中，“truth”“真”“真理”都有多重意涵。至少可以区分它们的三种不同用法：（1）实在论用法，用“真”“假”去描述客观事物的某种状态或性质，“真”等于“实在的”“本来的”“符合标准的”，如“每到利益攸关的时刻，他就露出了真面目”，“这是一瓶真的茅台酒”；（2）行为论用法，“真”表示对某个观点或说法的赞同、认可、接受等，“假”表示反对，相当于汉语中的“对”和“错”，或英语中的“Yes”和“No”。如“大学教授应该没有退休年龄限制”。“错（false），实施这项政策将导致可怕的后果。”（3）语义学用法，指语句、命题、信念或理论的性质。在逻辑学上，“真”（truth）、“假”（falsehood）都被叫做“真值”（truth-value），能够为真为假的东西被叫做“真值载体”（truth-bearer）。

英语词“truth”的语义学用法，还可以区分出两种。第一种，“truth”是形容词“true”的名词化，“falsehood”是形容词“false”的名词化，它们都是抽象名词，只取单数形式，有时候前面加定冠词，如“一个命题的真”（the truth of a proposition)。什么是一个命题的“真”，什么是它的“假”？一个命题什么时候为“真”，什么时候为“假”？这是哲学家要考虑的问题。第二种用法，“truth”指真的语句、真的命题、真的断言、真的信念，甚至是真的理论。由于这些东西是可数的，“truth”可以加复数——“truths”。这时候，我们通常译作“真理”，故有“数学真理”“语义真理”“逻辑真理”，“理性真理”和“事实真理”，“分析真理”和“综合真理”，“必然真理”和“偶然真理”，“先验真理”和“后验真理”等概念。

2. 符合是真理的基本义和核心义，科学真理和人文真理概莫能外

什么是真理？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真理论当然是符合论，其基本思想是：命题的真不在于词语与词语的关系，而在于词语与世界的关系，或内容与世界的关系；具体地说，在于命题的内容与对象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或存在状况的符合与对应。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表征（representation）要进入我们的视野：真预设了表征，表征预设了语言、世界和心灵。人（心灵）使用语言，特别是其中的命题，去表征外部世界中的对象及其状况。

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说是者为非，或说非者为是，是假的；而说是者为是，或说非者为非，是真的。”换成更现代的说法：一个命题是真的，当且仅当，世界中的对象正像该命题所说的那样呈现。为了判别一个命题是否为真，你必须从书本中抬起头来，睁开眼睛去打量这个世界中的相关对象，在书本中的命题和世界中的对象之间来回穿梭，看该命题中名称所指称的对象是否具有该命题的谓词（一元或者多元）所意谓的那种性质或者关系。通常把命题与世界中对象的这种关系称为“符合”。符合论已经遇到了很多的理论困难，主要是“与什么符合”以及“如何符合”难以说清楚。但无论如何，“符合”是真理的基本义和核心义，由此才能确保真理的客观性。如皮尔士所言：真理就是“如此这般……无论你或我或任何人是否认为它是如此这般……即使有压倒多数的投票反对它也没有关系”。“这个真理在于与某种事物的符合，该事物是独立于他是否认为如此这般，或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的。”

无论是科学真理还是人文真理，都是这种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有一种广泛流行的看法，认为没有所谓的“人文真理”；即使有，它们也是“意义真理”或“价值真理”，与“科学真理”迥然有异，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最好称之为“洞见”或“智慧”，而不称其为“真理”。我不同意此类看法，坚定地认为：有人文真理，它们与科学真理的区别仅在于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不同，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因符合而为真，因而都是客观地为真。这里，我列举如下五条哲学真理：人在本性上爱自由；人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一面：理性体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非理性体现了人的动物起源；每个人都会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段遭遇某种形式的生存困境；有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并与之发生交互的外部世界；自然科学的成功归因于它发现了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这里，我再列举另外三条哲学真理：

第一，无物常驻，万物皆变，“生生不息”。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万物的起源，万物都像火一样处于流变状态，因此，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周易》堪称破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密码，其核心主张之一是“生生不息谓之易” （《周易·系辞传》）：易道广大，无非阴阳，阴生阳，阳生阴，阴阳相反相成，生生不息。后来的哲学家，如黑格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也一再系统地强调和论述了这一点，各门自然科学也以它们自己的方式不断向我们揭示和证明。当然，从古至今都有一些哲学家否认这一点，如古希腊的巴门尼德和芝诺，以及一些后世哲学家，他们认为，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只是表象和假相，事物本身并不运动和变化；只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有价值的。但这只是一种非主流观点，与现实有诸多抵牾。

第二，世间万物都处在普遍的因果联系之中。这是哲学中的“因果律”所断定的：有因必有果，果由因造成，因在果之先；任何现象和事情的发生都由先前的现象和事情造成，都可以通过诉诸先前的现象和事情来加以解释和说明。尽管英国哲学家休谟质疑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并造成很大影响，但因果律却是我们一切认知和行动的基石：通过追溯、理解和把握事物之间本来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由果追因，或者由因致果，造成世间万物的变化，导致这个世界的巨大改变。第三，人生而为人，每个人都配享有人的权利和人的生活。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人，至于以后为奴还是为王，或其社会身份的显著差异，是先天禀赋和后天机遇造成的。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应该把每个人真正当作人，任何时候都要给他或她以人的尊严。即使有人触犯法律，甚至犯下重罪，他们可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仍然要被人道地对待。

有人说，以上谈到的都是粗浅的大众常识，不能称之为“哲学真理”。我不这样认为。例如，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这是哲学家们在近现代才真正认识到的。在近代以前，人仅仅被视为理性的动物，因其理性能力而成为万物之灵。只是由于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福柯等人的工作，才揭示和凸显了人的非理性方面，导致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并导致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

3. 融贯是真理的内在要素

真理融贯论认为，真理在于一个信念系统内各个元素之间的一种融贯关系：一个信念是真的，当且仅当，它是一个相互融贯的信念系统中的元素。对融贯论者来说，谈论作为一个信念系统之元素的单个信念的真假是有意义的，但谈论它所从属的整个信念系统的真假则是无意义的，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办法超出我们的信念系统之外去谈论该系统的真假。

毋庸讳言，真理融贯论遇到了很多严重的理论困难，主要有：（1）什么是“融贯”？如何刻画一个信念系统内的“融贯”？融贯论的理论基础是矛盾律和“系统”概念，融贯性在于系统内各信念之间的相容性、关联性和系统本身的丰富性。但所有这些概念都有待严格的刻画和澄清。（2）与谁融贯？这需要有作为融贯基础的一组带有特权地位的信念，但它们的真如何保证？显然不能再诉诸融贯，必须另有标准。什么样的标准？（3）由于存在众多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信念系统，一个信念并非与任意的信念系统如神话、故事、科幻作品等相融贯就为真，而是与支配性的信念系统相融贯才为真。什么样的信念系统是“支配性的”？根据什么标准选出？

无可否认，真理融贯论也有很多合理之处，主要有：（1）尽管融贯不是真理的充分条件，却是其必要条件，可以用来扩展和更新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新认知不是从头开始，而是在先前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能证明某个信念与其他已知为真的信念系统相容，则它为真至少是可能的；特别是，如果能进一步证明它是其他已知为真的信念的逻辑推论，则它就必定为真；并且，与已知为真的信念系统不相容的信念必定是假的。融贯论接受信念之间的相互支持，将其视为建设性的循环。（2）融贯论以某种形式要求我们尊重常识和直观，尊重我们认知前辈的认知成果，尊重我们认知同伴的认知努力。他们与我们一样，在追求真理时足够真诚，也具有类似的认知能力，他们按他们的认知成果生存了很久，也生存得足够好，他们不可能全都弄错了，我们在进行新的认知活动时，要对他们保持足够的敬意，尽可能对他们的认知成果做最保守的修改。（3）融贯论在以隐含的形式强调真理的总体性和全面性：实在是一个处于普遍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中的整体，关于这个整体的真理性认识也必定处于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之中，必定要以知识系统的形式出现。因此，全面的真理性认识必定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科学体系。这无疑是一个正确而深刻的洞见。

因此，我们必须把融贯视为真理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在进行新的认知活动时，要尽可能使我们的新信念与我们所掌握的证据相匹配，与我们先前持有的其他信念相一致，与我们认知前辈的认知成果有继承关系，与同时代其他人的信念保持协调，要认真考虑与我们信念相反的证据和各种异议，这就要求我们左思右想、上下求索，最后达到“反思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我认为，一种合理的真理理论，至少要同时容纳符合论和融贯论、原子论（把单个语句作为真值载体）和整体论（把一个足够丰富的理论作为真理单位）的要素，并以合理的方式把它们编织为一个合逻辑、有结构的整体。这个困难的任务仍有待完成。

4. 管用是真理的外在效果

 由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提出了实用主义真理观，图示如下：

他们认为，一个概念的意义由应用它所产生的“实验的”或“实践的”后果来确定；在实践应用中，不造成任何实际差别的差别就不是真正的差别，而只是言辞或话语方式之争。在真理问题上，他们研究这样的问题：若一个信念或命题为真，将在实践中造成什么样的差别？并提出一个重要口号：真理管用（Truth works）！詹姆士解释说，方便和管用“是就归根结底和整个过程而言的；因为方便地满足眼前的所有经验并不必然同样满足所有更进一步的经验。经验……有众多的途径发怒，促使我们纠正我们现在的表述”。

在我看来，“真理管用”这句口号凸显了真理的人类视角：我们追求真理，归根结底是为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良好生存。在科幻小说《三体》中，黑暗森林社会学的第一条公理就是：“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在这个宇宙中，我们是禀赋和能力都极为有限的生物，无法以旁观者的姿态对这个世界做全面系统的静观式认知。我们认知我们需要认知的，我们认知我们能够认知的，我们所具有的认知需求、认知能力和认知资源决定了我们将如何认知，也决定了我们的认知边界。哲学也属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活动，它的目标是追求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更真实的理解，以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一种安全、充裕、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生活。我认为，“真理管用”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洞见，必须把“管用”作为真理的外在效果考虑在内。

三、哲学是一项求真的事业

为什么“哲学是一项求真的事业”？我简要给出如下四点理由：

第一，哲学与其他各门科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上是连续的。哲学与其他各门科学都研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和异质的，不仅包括物理个体，而且充盈人工制作、社会实在和观念建构，至少有如下几类存在物：（1）物理个体；（2）性质和关系，自然种类；（3）时空、因果关系与规律；（4）集合与数；（5）人造物品；（6）社会实在（制度性事实）；（7）文化构造物；（8）他人的心灵及其观念，如此等等。我同意苏珊·哈克的断言：“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我们，独立于我们的行动和信念，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因为这个世界也包括人类以及所有我们创造的物理的、理智的和想象的物品。”

如前文一再强调的，哲学与其他各门科学在其研究目标上也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获得关于这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更真实的理解，从而使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地生存：在物质上更为丰裕，活得更明白、更有智慧、更体面和有尊严，更为持续久远。

第二，哲学与其他各门科学一道，构成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知识连续体。这里简要论述如下：

在上面各组中，第一层是各种类型的“实体”及其性质和相互关系，以及它们的运作机制；第二层是以第一层为研究对象的各门具体科学；第三层是以第二层为对象的带有哲学性质的学科，它反思和改进各门具体科学的核心概念、基本预设和重要疑难，构想新的可能性；第四层就是一般哲学，具有最大程度的覆盖面和普遍性。可以看出，在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之间，只存在范围大小、复杂程度和抽象程度的差别，实际上具备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规制我、我塑造你的嵌套结构。

第三，哲学与其他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是连续的。像各门具体科学一样，哲学也需要常识、直观、直觉等“先验的”认知基础；也需要观察和实验，特别是思想实验；也需要数据和证据，更需要抽象和思辨；也需要溯因—最佳解释推理；还需要通过理性的对话来达成重叠共识；如此等等。根据蒯因的自然主义，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哲学的证据不限于直觉和常识，而是一切科学的成果。使用蒯因最喜欢的隐喻，我们都是在大海上航行的“纽拉特之船”上的水手，我们的科学之船在有些地方破损了，我们必须呆在科学之船上面，对科学理论做出哲学反省，利用科学的发现，使用科学的原理、方法和技术，去维修和保养科学这艘船，使它能够在经验证据的大海上安全航行。还有，有些人如笛卡尔、爱因斯坦和哥德尔，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他们做科学的方式与做哲学的方式是类似的；像蒯因、克里普克、威廉姆森等哲学家的工作方式，与一些理论科学家如牛顿、霍金、杨振宁等的工作方式也是类似的：都是坐在扶手椅里，阅读文献，进行思考、想象和逻辑推演，反驳旧理论，提出新理论……

第四，哲学论辩要始终紧贴着坚实而粗糙的真理地面进行。一位哲学家，无论他的观点多么与众不同，听起来多么怪异，他大体上都真诚地主张他的观点，认为它们是真的，至少是有理据的：他认识到别人所忽略的方面，洞察到别人未达到的深度……他通过讲演和著述，旨在把观点传达给他人，说服他们接受其观点为真，至少承认其有深刻的道理，而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是假的，至少是说不通的。在言说过程中，他还必须诉诸大家普遍认可为真的东西，如先前知识、大众常识和牢不可破的逻辑。一句话，他必须足够严肃和真诚，其哲学活动必须始终紧贴着坚实而粗糙的真理地面来进行。假如他宣称：我只是在开玩笑、讲故事、说笑话，不要或不能把他的话当真，任何人都会不屑于与他进行任何严肃的讲理和论辩。

四、对几种异议和反驳的答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的“先锋哲学论坛”（2023年3月31日—4月1日）上，我被选作五位擂主之一，主张“哲学是一项认知事业”，我的攻擂手吴根友、王文方、苏德超三位教授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和挑战。我简要答复如下。

1. 有效的“行”奠基于正确的“知”：答吴根友教授

吴根友对我的观点提出了三点异议：（1）中国传统哲学特别强调知与行的统一,王夫之甚至认为，行比知更具有第一性、绝对性的意义。（2）如果哲学仅是关注认知问题，哲学对于形而上问题的追问，何以彰显？本体论研究将会从哲学中缺失。就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追求而言，哲学不只是一项认知的事业，而且关乎对人类文明价值的甄定、持守和辩护等。个体的道德与心性修养，也不只是一个认知的问题，虽然与认知有关。（3）如果仅把哲学看作一项认知事业，就可能将哲学窄化为一种科学的认知活动，仅强化哲学的“求真”面向与功能。但哲学不应该仅仅关注真，还应该关注善和美的问题；不仅仅关注知识，还应该关注道德、伦理、审美。他断言：“我宁愿将哲学视为一项追求真善美的事业。”

首先，我举双手赞成“哲学不只是一项认知事业”，但我更愿意说：哲学首先是一项认知事业。请注意：这里的“认知”是就哲学家的工作方式和研究目标而言的，而不是就其适用范围而言的；也不局限于自然科学式的认知，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都在进行认知活动：认知人本身和人类社会的真相。不能把“哲学是一项认知事业”混同于“哲学是一项仅做认识论的事业”。哲学家首先要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中究竟“有什么”，哪些“有”带有根本性和实质性，对其他类型的“有”施加决定性影响？这就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研究。“善”内在地含有“对”或“正确”（rightness）的意思，符合人性的就是“善”，违反人性的意味着“恶”。弘扬善、贬抑恶需要以对人性的正确认知为前提。伦理学家是人性和社会的认知者。“美”有客观基础和主观能力两方面。常言道，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对美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都要有正确的认知，才能提高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准。因此，作为认知事业的哲学，内在地包含形而上学、认识论、社会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分支。

其次，我要强调指出，有效的“行”必须以正确的“知”为前提，不然就是错步乱行，贻患无穷。近年来，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西方哲学界的一个讨论热点。科尔（C. M.Cohoe）和格里姆（S.R.Grimm）论述说，哲学化的生活方式是一项成就，必须经过严肃的探索和认真的践履才能达成，其践行者要求满足三个条件：（1）要承诺一种主张真理、规定价值、内在融贯的世界观，后者涉及人性及其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比较全面地给出了正确行动的指导原则；这又要求其践行者拥有广博的知识，诉诸理性和证据。（2）要把他们所承诺的世界观落实到他们的生活及其实践中，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就是知行合一、言行一致。（3）从其构成方式上说，他们的生活及实践应该是真理导向的，还需回应理性的要求。这又要求其践行者求助于论证、认知的自我反思，对真和善的深思熟虑的认可，考虑和回应反对意见，对修正和改善他们的主张和做法保持开放。归结起来，科尔和格里姆认为，践行一种哲学化的生活方式，要求有理性的态度，以真理为导向的目标，奠基于真知的价值观，以及知行合一。我大体上同意他们的看法。

2. 生活需要方向，但不能瞎指方向：答苏德超教授

苏德超认为，哲学活动有三大任务：澄清观念、建构意义和捍卫自由。任何学科都能澄清观念，但哲学所澄清的观念位于学科和生活底层。在建构意义时，哲学有一个独特任务，即给出整体。通过澄清观念、建构意义，哲学捍卫我们的自由。生活需要方向，认知刻画事实。事实并不能直接给出方向。完全相同的世界，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生活。生活的方向，才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他由此强调，哲学介于科学和人文之间，或者如罗素所说，介于科学和宗教之间。他进一步指出：

……人类认知并不是人类利益和需求的出发点。无论活在哪里，都活在体验里。有时缺乏认知或者压抑认知反倒能获得更好的体验。生活中的高峰情感、哲学和宗教中跟世界整体融合，至少在体验时是排除认知的。真当然好，但好比真更好。一些哲学观点反映世界，另一些哲学观点引导我们以一种特定方式去看待世界。我们无法改变世界，只能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从而改变跟世界的关系，让体验更好。“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重要的不是青山是否有意识，而是诗人辛弃疾认为它有。原则上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整个世界是否有意识，所以人格化策略并不能构成一条知识，但它会在孤独时安慰，在困厄中增强勇气。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在人文领域，我们更看重好坏。判断好坏的标准是能否给我们带来好体验。如果能，就是好的，带来的好体验数量越多，强度越大，这个理论就越好；反之则越不好。与之相对，在科学领域，我们看重的是真假而不是好坏。如果一个理论作为模型能解释更多的现象，能预测更多的现象，它就是真的，反之就是不那么真。

大体上，可以把苏德超的哲学观归入“哲学是安顿心灵和慰藉情感的事业”一类，在此点上我与他有根本性分歧。我对他的回应要点是：生活需要方向，但不能瞎指方向，而是要指出正确的方向。何谓“正确”或“错误”？倘若如他所说，在人文领域内，重要的是体验的“好坏”，那么我要追问一句：它们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基于对生活真相的真实洞察，以及由此产生的切实可行的真知灼见，而不能靠编瞎话、讲故事、画大饼，甚至构造一个虚幻的死后世界，去欺骗世人，以使他们获得虚幻的满足感。比如，蒙骗一个正值盛年的单身汉，说他很快会有三个年轻、漂亮、性感的女性伴侣，他相信了你说的话，这会给他带来好体验，甚至是高峰体验，这就真的是对他“好”吗？！为什么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按我的理解，因为只有通过探索和反省，我们才能获悉生活的真相，找出我们目前活法的依据，质疑它们的合理性，弄明白我们在生活中究竟追求什么，为什么要追求它们，能否有别的追求，基于对自己的真实状况和能力的判断，去构想别的活法的可能性，然后做出你自己的选择。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你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由别人或某种外在力量强加给你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甚至可能会带来痛苦，但苏格拉底的劝诫是：做痛苦的人，别做快乐的猪。因此，有价值的生活建立在真相和真知的基础之上。

我再次引用埃德沃斯的一段文字作为对我的观点的支持：

……试图把哲学建立在超人来源和超验的“实在”基础上以提供更大的安全感的做法，最终只会产生关于世界的假象。当这些假象成为决策和社会政策的基础时，就会导致错误。人文主义者希望避免这些代价高昂的错误，因此我们承诺正视生活的本来面目，并以这种诚实的方式进行艰苦的工作。我们心甘情愿地拒绝简单化制度提供的轻松且安全的诱惑，以便在建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这一艰苦工作中扮演积极角色，从而为解决多年来始终困扰人类的问题作出贡献。

苏德超还针对我的观点构造了如下的二难论证：

要是我们认为哲学主要是一项以求真为目标的认知事业，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面临以下二难。哲学之真跟科学之真要么本质相同，要么不同。如果相同，哲学就是多余的，或者至少是无效率的。如果不同，那么真就是断裂的，我们无法得出“哲学追求真”这个结论，就算得出这个结论，也是琐碎不重要的。

关于这个二难论证的第一支，他写到：

从近代以来，科学的进步显而易见，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超过了前人的想象。既然两者目标相同，而且科学更为成功，一个明智的做法是取消哲学。也许，有一些真现有学科难以研究，这时优先考虑的方案应该是发展交叉学科或者横断学科……要是这样还无济于事，人类就应该发展一门新的学科。如果新学科难以推进，那就表明目前对这类现象进行研究的时机还不成熟，明智的做法是存而不论不做研究，等待认知条件成熟。认知资源有限，人类的认知行为同样面临经济学效率的考量。强行研究是在浪费认知资源。

我只想追问一句：如果完全不做研究，认知条件什么时候能够成熟？广为人知的科学史事实是：当有些领域和问题暂时很不清楚时，就由哲学家运用思辨和想象力做先期探索，勾勒出大致的范围和轮廓，探寻可能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提出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当这些初具规模后，具体科学家就参与进来，做一些更具体、更细致、更深入的探索，逐渐在该领域累积出丰富的成果，从而发展出一门独立的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具体科学的摇篮和保姆。例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格赖斯、莱可夫等人关于人们现实的言语交际和言语行为的研究，得到了一些纲领性成果，如意义使用论、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学说，涉身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由此催生出像语义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这样新的语言学分支。

对于上述二难论证所涉及的其他问题，我的进一步回应是：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分工，物理学研究这个世界中的物理现象及其规律，化学研究其中的化学现象及其规律，生物学研究生命现象及其规律，它们都只研究这个世界的某个部分或某个侧面，而哲学研究这个世界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生，哲学要在其他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构造关于这个世界的整体图景，找寻其中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并且它还要对其他科学的底层预设及其方法论进行反省，思考改进之道。所以，尽管哲学和其他科学都一样求真，但在求真的范围、普遍性和抽象性程度方面却存在很大差别。至于说哲学求真效率低下，那也是由研究对象的广大和复杂带来的，越复杂现象的研究越难以达成共识，越难取得显著的进展，这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那里是同样的，只要想一想对宇宙起源、生物演化、地震预测、天气预报、地球变暖、人类经济活动等的研究就可以了。但是，由真理之难获得，不能推出真理从根本上就不能获得，更不能推出不应该把求真作为我们的认知目标。这三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逻辑鸿沟，不能那么轻易地跨越。

我发现，在苏德超的论述中，明确假定了现象界和本体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与“应该”（或事实与价值和规范）之间的三重分裂：“我们首先活在现象世界中”，而所谓的现象世界就是由我们的感觉、心意、认知所建构出来的世界；“在人文领域，我们更看重好坏……在科学领域，我们看重的是真假而不是好坏”。“哲学非认知功能的可行性，由‘是’与‘应该’的休谟缝隙得到保证。既然世界事实不能替我做出选择，而我又不得不做出选择，那么，我将自由地做出选择。自由选择没有可以重复的规则可言，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思考只提供启发性样本。”这三重分裂都是我不能同意的，在此只能给出大致的论述思路。

假如接受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分裂，并且承认我们只生活在现象世界中，我们就无法说明我们认知的客观真理性，无法说明自然科学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就无法摆脱激进怀疑论（如庄周梦蝶、笛卡尔的恶魔论证、普特南的缸中之脑论证，它们甚至否认作为认知对象的外部世界和作为认知主体的我们自身的存在性）的纠缠。我最近常想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穿透感觉经验的帷幕而直达外部对象？换一种方式说，我们究竟是直接感知到外部对象，还是先获得关于外部对象的感觉材料、再由此建构出外部对象？我越来越倾向于第一种选择，否则的话，我们将无法充分说明外部对象的实在性。这就是像蒯因这样的经验者所遇到的困境：他们无法用经验论的方式去合理地说明经验论的前提，即有一个独立于我们的感觉经验的外部世界，迫不得已，蒯因只好把它们归结为像荷马诸神那样的设定物（posits），其合理性要靠它们预测经验之流的有效性来判定。

对于休谟的“是”与“应该”的分裂，我的回应是：它是虚构的。首先，没有纯客观的事实：“事实”是我们带着一定的认知意图、使用一定的认知手段，从世界的母体上一片片撕扯、拨离下来的，带有明显的认知主体的印记，是某种形式的认知建构。其次，没有纯主观的“应该”，“应该”至少是由以下三个要素共同决定的：一是我们的需求、意愿和目标，其中意愿和目标产生于需求，意愿的强度往往取决于需求的强度，而需求有客观基础；二是当下的实际状况，常常与我们的需求和意愿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我们意图改变现状，造成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和意愿的某种另外的状况（愿景）；三是相关的科学原理：面对当下的状况，根据相关科学原理，我们“应该”或“必须”做什么和怎么做，才能满足需求、达成目标、让愿景变成现实？所以，有一条共同的纽带，即我们的欲望、需求、利益、关切，把“事实”与“价值”和“规范”关联起来，由此架通了从“事实”到“价值”和“规范”的桥梁。

由此引出我对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回应：科学理论也不是纯描述性的，其中含有认知建构的成份，并且也会派生出相应的规范，有它们自己的价值追求；人文科学（包括哲学）也需要有事实性基础，由此建构出“价值”“规范”和“愿景”。在这一点上，科学与人文之间没有特别明显的断裂。

最后，我要指出，苏德超（包括下面要谈到的王文方，还有其他许多人）夸大了哲学家之间的分歧。他写到：

所有学科都存在着争议，哲学也不例外。让哲学成为例外的是争议的普遍程度。在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上，人类都没能达成一致。世界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人有自由还是没有自由？我们对他人负有绝对的道德义务吗？自由和平等哪个更重要？这个世界之外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不一致甚至会让外行觉得荒唐：其他学科的学者在一起开会，他们有许多共识，分歧往往存在于各自对问题的处理，如果这种分歧比较严重，也至多扩散到对问题本身的认识不同，一些学者相信这些问题是问题，另一些学者否定这一点。但哲学学者开会的画风截然不同。作为学者，他们必然会表达不同的观点；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怀疑讨论的对手是否存在（他心怀疑论），甚至怀疑正在开着的这场学术会议是否存在（外部世界怀疑论）。在外行看来，要么哲学学者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要么哲学学者只是在表演。也就是说，或者不真实，或者不真诚，这就是哲学学者的宿命。

我认为，如上的说法既是事实，又不是全部的事实。哲学家之间并非全无共识。从历史上看，关于哪些哲学家重要，值得写进哲学史，甚至值得用大篇幅去写；哪些哲学著作重要，堪称经典，值得在大学课堂上反复讲授、值得哲学教授们反复研读，哲学家之间还是有共识的。从当代来看，我最近常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工作很有影响，有很多追随者或批评者；有些哲学家尽管也辛勤工作，著述很多，却没有什么影响，或者影响不大？这说明在当代哲学共同体中也有许多共识：哪些哲学问题重要，值得研究；哪些出版物重要，值得研读；哪些哲学家重要，其所做工作值得关注；哪些理论重要，值得去评论或者发展。不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出版就造成巨大的影响。这种共识也肯定可以扩展到许多具体的哲学论题和立场上，当然并没有完全的共识，仍存在争议。这种现象并非为哲学所独有，甚至在自然科学家之间，其共识也未达到毫无争议的程度。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已有近百年历史，迄今仍有很大的甚至很激烈的争议，有的科学家（神学家们不算）仍在挑战、甚至要否定其基本立场。我觉得，苏德超等人把哲学和其他科学的差别浪漫化了。

3. 哲学并不虚无，始终在向真理进军：答王文方教授

王文方对我的观点的主要异议是：（1）当代哲学讨论的主题和对象并非这个世界的客观部分或所谓的客观世界，而是由我们的概念架构所建立的主观世界，因而没有任何客观的事实可以用来决定哪一个哲学看法才是正确的。当代大部分哲学讨论所瞄准的对象，很可能只是一个由我们的概念和语言所投射建构起来的主观世界的部分，而这与大部分科学所瞄准的客观独立世界截然不同。（2）在哲学中广泛使用方法，如溯因—最佳解释推理、扶手椅方法，并不像在科学研究中那样成功，它们并不是真理导向的，甚至无法在哲学家中达成一致的意见，更别说真理和知识了。

我与王文方在哲学观上也有根本性分歧，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在本文前面我一再强调，哲学直接研究这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生，特别包括人工制作、社会实在和观念构造物，并非如他所言，当代哲学只研究由我们的概念架构所建立的主观世界。尽管哲学也确实研究后一类现象，如理论实体、抽象实体、虚构实体等，是因为它们是这个世界中的真实部分，还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如神话传说、科学幻想、理论建构、文学艺术、电影作品、网络游戏、虚拟现实等，它们正深深地嵌入我们的当代生活，还在形塑我们的未来。还是要承认，当代哲学研究的大部分问题都是来自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具有紧迫性和极端重要性，并不是来自哲学家的主观建构，更别说是完全的虚构了。例如：这个世界中究竟有什么？这些“有”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真理？真理对于我们的人性、文明和生活有什么重要性？什么是善良、公平和正义？什么样的生活是良好生活？像货币、婚姻、军队、警察、大学这类社会实在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又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人的当下福祉和长远福祉的关系？如何保证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良序运作？这种良序运作应该建立在哪些原理和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为它们辩护或者对之做反思和批评？如此等等。

第二，在我看来，哲学的证据分为事实性证据和学理性证据。哲学研究还得有学理性依据，要看先前的和同时代的哲学家关于这个问题说了些什么，所说的是否合理，是否足够，哪些地方有问题，是否需要改进，如何改进。循此途径，像罗尔斯、帕菲特等哲学家那样，提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案，并回应批评意见，由此达到反思的平衡。我同意王文方的说法，当代分析哲学研究过多地诉诸直觉，而直觉既不稳定也不可靠，常常是过去的知识积累和长期训练的结果，它可以成为哲学研究的向导，却是一个不太可靠的向导。我对过多依据直觉的哲学家和哲学理论常持怀疑态度。我与王文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由直觉不可靠推出了哲学怀疑论甚至是哲学虚无论；我却从直觉确实不可靠推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过多地诉诸直觉，而要诉诸事实性证据和学理性证据。如蒯因和威廉姆森所说，各门科学的认知成果，已经得到证成的知识，甚至大众常识，都可以成为哲学研究的证据。

第三，王文方还谈到，逻辑作为严格科学和理性思维的代表，是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在什么样的逻辑是正确的逻辑，正确逻辑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的等问题上，甚至逻辑学家们也不能达成一致。这也是他推出哲学怀疑论和虚无论的主要理据。我觉得他夸大了这种分歧，仅谈几个例子：作为经典逻辑的竞争者，相干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早已被构造出来，在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但就是没有多少人实际地使用它们；王文方对之很有兴趣的弗协调逻辑，其中有些变种认为有些命题既不真也不假，有些变种认为有些命题既真又假，对我来说，前者还可以理解，后者却无法理解：说一个命题“既真又假”时，其中“真”“假”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真”“假”吗？这也是弗协调逻辑仍局限在一个小圈子内、未得到普遍认可的原因，因为有太多的东西说不清楚，难以理解。在当代大学课堂上，所讲授的仍然是被视作经典逻辑的一阶逻辑，逻辑学家所普遍使用的工具也是一阶逻辑加模态逻辑及其扩展。当然，那些经典逻辑的“变异”逻辑是可以研究的，以便拓展新的可能性空间，并且至少在某些领域是适用的，但它们还需要从哲学上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如吉拉·谢尔所说的那样，证明它们既奠基于外部世界，也奠基于我们的心灵。

由于篇幅所限，我下面仅简单回应对于哲学的另外几种理解，它们都属于本文开头提到的“哲学例外论”。

4. 对“哲学是诠释文本和理解传统的事业”的异议

我对这一说法的回应是：（1）哲学经典文本确实重要，因为它们塑造了我们的传统和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也定义了我们做哲学的方式。通过阅读和诠释经典文本，我们从前辈那里学习如何做哲学；它们所内含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也依然有活力，能够成为激活新灵感的源泉。（2）不能神化经典文本，更不能固化我们的文明传统。我们的传统始终处在不断发展和更新的过程中。如经常说到的，西方哲学经历了多次转向：从希腊哲学的“本体论阶段”到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阶段到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还有很多别的“转向”正在发生或酝酿中。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局面与先哲们所面对的几乎完全不同，很多情景是他们先前完全没有遇到甚至没有想到的，他们不可能替我们把话说尽。面对新的情势，我们需要独立思考，运思筹划，说出我们自己的话，写出我们自己的书，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和对策。诚如爱默生所言：“我们听别人讲，为的是使自己也能说。”

5. 对“哲学是考察认知的可能性条件的事业”的异议

康德把哲学视为考察认知的可能性条件的事业，如他的《纯粹理性批判》所论述的，人的认知需要两方面的条件：外部对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所产生的感觉经验材料（所与），人类先天具有的认知形式，如时空和其他认知范畴，这两者的结合才使得“先验综合判断”即普遍必然的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可能。但如此建构的康德哲学遇到了很多麻烦的问题：这些先天认知形式究竟包括哪些要素？其来源是什么？其可靠性程度如何？如果它们是可靠的，其可靠性的依据是什么？如果不对这些问题加以认真的回答，先天的认知形式或者只是理性的预先假设，或者干脆就是某种形式的独断，其可靠性都未经证成。将整个认识论甚至哲学大厦建立在这些未经证成的假设甚至是独断的基础之上，显然与康德的初衷相违，因为他自己就说过，休谟哲学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他并不想继续在这种迷梦中沉睡。康德哲学还要面对黑格尔的批评：学游泳的最好办法就是跳下水去游，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而不是先在岸上思考游泳如何可能，游泳有什么先决条件和技巧，等等。

6. 对“哲学是治疗因语言误导所引起的哲学病的事业”的异议

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的目标是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不是任何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应该使思想变得清楚，应该清晰地划出思想的界限，否则，它们可以说是混浊的、模糊的。”威廉姆森指出，20世纪欧陆哲学中的“语言转向”是错误的，已经过时了。哲学并不专门研究语言、概念和思想，而是像其他各门科学一样研究这个世界。例如，当形而上学研究时间和空间时，并不是研究这两个语词，而是研究作为现实事物存在方式的时间和空间，物理学的相关研究对于哲学就有重要参考价值。当知识论研究信念、知识和证成时，也不是研究这三个词如何使用或该如何使用，而是研究作为人的认知成果的信念和知识及其成立的依据。我再接着往下说：我们必须通过语言的棱镜去看世界；为了更好地看世界，有时候需要打磨语言这面棱镜，但要切记：我们的目标是看世界，打磨语言棱镜只是看世界过程中的步骤、手段或预备环节，并不是目标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