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哲学学者从未就哲学性质达成共识。近来以陈波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撰文强调哲学的认知属性，甚至认为哲学实质上是一门科学。这种观点忽略了哲学活动的复杂性。在当代，哲学活动具有谋生、改造、认知和信仰四种维度。维度不同，目标不同。根据伯林，哲学处理的问题既非经验问题，也非形式问题，不可能是科学或数学。人类观念活动是一个连续体，以人文和科学为两端，哲学位于其间。在科学前沿、科学共同体的底层假定方面，哲学跟科学交织在一起；但在捍卫意义，尤其是把世界呈现为一个整体时，哲学在科学之外。诉诸人类观念活动的连续性，无法有效证明哲学与科学同质性；相反，这一论证方式还会自我击败。

【关键词】哲学；科学；人文；认知；体验；连续性；

作者简介：苏德超，必赢中国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导师,必赢中国官方网站弘毅学堂学部责任教授、副院长；必赢中国官方网站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必赢中国官方网站欧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形而上学与宗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语言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与文化研究。

文章来源：《哲学分析》2022，13（03）

一、导言

“有时候每个职业哲学家都必须扪心自问：‘哲学是什么?’”柏拉图、黑格尔等都曾给出过回答，却“很少被接受”。最近一两年来，国内学者密集地讨论相关话题。如，陈波撰文指出，哲学是一项认知事业，是一门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为目标。因此中国哲学家应该向分析哲学学习，“少做宏大叙事，多做具体研究；少用修辞手法和材料铺排，多构造一些翔实的论证”。孙周兴却认为，哲学已经进入到“弱论证、弱推论哲学的阶段”，要“更艺术地思与言”“旨在抵抗技术”“保卫个体自由”。很明显，他们的观点相距甚远。其他学者靠近陈波居多。如李红相信哲学是“理智生活的女王、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最佳自我认知方式和科学之科学”。雷瑞鹏和邱仁宗认为，“哲学应该是一门系统知识”。成素梅回顾量子理论发展史后，认为科学与哲学会在科学变革的前沿领域和科学思想的交汇地带相遇，揭示的也是哲学的认知特性。

比较有趣的是，郁振华从中国哲学工夫论入手，讨论了哲学素养的三个层次：义理学说、穷理能力和哲学境界。前两个层次可以说是一种知识，第三个层次却是一种古典理想：“哲学之为生活方式或哲学之为生命的学问”。这一立场兼有陈波和孙周兴的要素。本文立场跟郁振华相近。当然，这一立场并不新颖。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早已认为哲学既指一种“生活方式”，又指“对广泛事物真相的追求”。但本文试图提供一些新辩护。我将首先描述作为现象的哲学活动的四种维度：谋生、改造、认知和信仰；然后依据伯林三类问题的划分，阐明哲学问题的独特性质；接下来，通过科学与人文的不同来刻画哲学活动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尤其表现在，哲学活动既有澄清观念的认知方面，又有建构意义、呈现整体和捍卫自由的体验方面；最后将指出，当陈波等将哲学本质上视作一门科学时，他们错在哪里。

二、哲学活动的四种维度：谋生、改造、认知和信仰

哲学事业具有四种不同维度：谋生、改造、认知和信仰。绝大多数哲学工作者所做的事情，首先是谋生。古希腊哲学家未必能理解这个事实。亚里士多德说，“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而惊异带来的研究“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柏拉图看不起智者，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通过传授哲学赚钱。可是今天的哲学工作者几乎全成了智者，都通过哲学谋生。哲学不再是单纯基于惊异在闲暇时所做的探索，而是基于指标体系在工作时间所履行的职责。在近代平权文化下，并没有奴隶一心劳作，以养活另一些人专注于免费的文化活动。

作为谋生活动，哲学构成一个经济行业，进入社会经济大循环。哲学工作者把教室和编辑部当成车间，把各种文本当成生产资料，提供课程、演讲、论文、期刊和著作等产品，以满足公众的哲学兴趣。哲学行业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对教室和办公室的需求会带动建筑业和物业，哲学印刷品的生产则会带动造纸业和印刷业。就像大多数小众行业一样，哲学对经济的作用并不显著。在谋生时，哲学工作者关心哲学的经济属性，如哲学专业举办者担忧就业率、哲学出版业操心期刊和图书销量。哲学类似于钻石，是一种精神奢侈品。罗素就坦然承认：物理科学的“实用性是哲学所没有的”。

但是，哲学不只是谋生。尤其是那些初学哲学者和胸怀大志者，他们认同泰勒斯的价值观：从事哲学是为了追求更有意义的东西。泰勒斯能通过囤积居奇赚上一笔，但他宁愿仰望星空。从历史来看，更有意义者主要是一种改造活动。最好能改造社会；如若不能，那就改造人心；再若不能，至少也要改造观念，让我们回复到理智的平静中。作为改造活动的哲学，寻求的是优化方案。

哲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活动，其典型代表是马克思和柏拉图。马克思批评过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柏拉图相信，位与能应匹配。国家统治者务必具有特别的治理才能，为此要把年轻人集中起来训练，让他们成长为治理国家的储备人才。并非所有哲学家都有政治兴趣，一些哲学家希望排解肉体的痛苦和灵魂的纷扰。他们要改造内心世界，以便跟多变且不如意的外在世界相协调。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大多持这一理念。如伊壁鸠鲁用原子论解释所有现象，主张神不足惧，死不足忧；斯多葛学派相信世间万物都遵循同一个世界理性，服从才是美德，听话就是自由。在今天，还存在着一类独特的哲学治疗，通过逻辑和概念澄清消除烦恼，如彼特·拉伯。还有一些哲学家不愿意受到理智的折磨，希望改造语言，或者改造关于语言的认识。如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相信，自然语言遮蔽了深层的逻辑形式，会误导人，哲学问题(部分)根源于语言的空转。为了消除问题，他们中的激进派要构造理想语言；保守派则满足于让语言回到日常使用。

谋生与改造作为哲学的外在功能，依赖于哲学的以下内在性质：知识和信仰。罗素说：“哲学……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靠近科学的部分提供知识，是一种认知活动。“哲学”的词源义是“爱智慧”或“爱知识”，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理性探求。柏拉图学园门口写着“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拥有某种知识甚至是哲学探讨的前设条件。从学科史来看，几乎一切理性学科都有一个哲学来源。数学大致在古希腊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物理学的分离则要等到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此之前，科学家会自然地认为，他们在做哲学研究。“现代科学大多数就是从自然哲学中产生的”。笛卡尔心目中的哲学之树由作为树根的形而上学、作为树干的物理学、动力学和伦理学共同构成。可以想见，用今天的“哲学”观念去梳理哲学史，跟用历史上哲学家的观念去梳理，会有巨大不同。

哲学中的信仰活动跟知识探求关系紧张。对信仰来说，重要的不是知识确定性，而是方向合意性。把哲学活动当成一种认知活动，归根结蒂也是一种信仰，并没有确切辩护。以苏格拉底为例。他告诫雅典人：“有可能神才真正是智慧的”，所有人“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在有限的肉体生命中要把时间分配到重要的事情上去，“所有那些恰好正确地致力于热爱智慧的人，他们自己无非在一心从事赴死和死亡”。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知识并不能告诉我们。苏格拉底一心赴死，关于死后的一切益处，他并不确定。他承认，这些内容“对于有理智的人来说的确是不合适的”，赴死是“冒险”。行动由信仰激发。但信仰与知识间存在缝隙，需要苏格拉底式的“冒险”，或者克尔凯郭尔式的“飞跃”。

几乎在所有哲学问题上，哲学家都没有达成一致。跟科学相比极为不同。数学家很少会在数学问题的答案上有不同意见，物理学家很少会在牛顿物理学结论的阐释上发生分歧。哲学上的分歧却比比皆是。一些学者将其概括为“哲学问题无定论”，大凡哲学问题，答案总不确定。这就提醒我们，跟数学或科学问题相比，哲学问题有不同性质。

三、思想面临的三类问题：经验问题、形式问题和哲学问题

在《哲学的目的》一文中，以赛亚·伯林明确将问题区分成三大类：经验问题、形式问题和哲学问题，以显示哲学问题迥然不同的特征。

经验问题是指原则上可在具体时空中通过“有条理的观察或实验，或者两者的结合”获得理解并找到答案的问题。如，大衣在哪里?新冠病毒会引起哪些并发症?形式问题的理解和答案不诉诸具体时空，只跟形式相关。这类问题包括数学、逻辑学、语法问题，以及象棋的正确下法等。“只要正确应用这些定律或规则就可以获取有关问题的正确答案。”

两类问题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物理学和数学的不同。丘成桐说：虽然他“一直致力于摆脱分隔数学和物理的藩篱”，但他“始终以数学为本，主要因为它在两门学问中比较深刻和基本。物理学理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实验来验证，而结果也会因新的实验数据而变更。另一方面，数学上的定理，只要在证明中计算无误，推理正确，那就永远成立了”。数学为什么具有如此奇妙的有效性呢?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格纳认为，这一有效性是“接近于神秘的”，但他很快就采纳了类似伯林的解释：“数学是一门娴熟操作所发明概念和规则的科学。”它只跟形式有关，而形式是发明出来的，只要在认知过程中运用，就会在认知结果中体现。这是一种康德主义的解释：数学是认识者的增添成分。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经验科学不同，它们是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决定其对错的是外部世界。

以上两类问题，问题本身包括答案线索。“一旦问题被提出，我们就知道获取答案的方向。”然而，还有一些问题，“问题本身好像不会包含一个可以让人找到答案的线索”。如，我是谁?幸福在哪里?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活着?……这些问题既不能通过经验观察得到解决，也不能通过数字计算或演绎推理等形式手段朝答案推进。但至少还要有一个“问题箩筐”把它们装起来。伯林把这个问题箩筐叫作“哲学问题”。人类尽量把哲学问题分装到经验问题与形式问题这两个箩筐里去解决，以获得累积进步。当天文学经过数学和经验观察成为一门严密科学，早期的猜测和附着于其上的哲学观念就会削落，“与新科学无关的一大堆晦涩的形而上学观念被抛弃，并逐渐被降格和遗忘”。与之相关的一些行动策略，如占星术，也被看成是消遣。人类认知史极其残酷，“是一长串弑杀长辈的历史，新学科通过弑杀它们的长辈学科，彻底清除其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来谋求自由”，哲学问题就是有待清除的蛛丝马迹。

于是，哲学与科学对待学科经典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根据怀特海的表述，欧洲哲学被看成是“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柏拉图的著作是永不枯竭的灵感矿井”。不阅读经典的哲学教育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科学教育却很少倡导“阅读经典”，它们更强调阅读最新文献，学习牛顿物理学不必知道《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的原始表述。一些科学家甚至对哲学充满敌意。费恩曼就宣称：“如果想要发现什么东西，那么去细致地做一些实验要比展开冗长的哲学争辩好得多。”世界不在头脑里，空洞讨论并不增加什么。

放在哲学问题这个箩筐里的，一些涉及当前学科基础，另一些看上去跟所有学科都不相干，对生活却又意义重大。前一类的要害是，任何学科或理论的基础都有一些问题(至少暂时)并不能由纯经验或纯数学来表述和解释，因此“它们的领域总会与哲学的领域有所重合”，“要说有任何一门高水平的科学已经彻底肃清了它的哲学问题都是不负责任的”。比如，牛顿力学体系中的力的定义、绝对时空观，相对论中质量导致时空弯曲，量子力学的物理实在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科学与哲学在科学变革的前沿领域和科学思想的交汇地带深刻地交织在一起”。当然，它们的解决主要并不依靠哲学家，而要依靠相关学科专家。让一个对现代逻辑不甚了解的哲学工作者去解决现代逻辑的基础问题，简直匪夷所思。但是，让一个当代数学家去解决跟数学基础相关的哲学问题，却顺理成章。这就回到了哲学的源头，最初的哲学家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家。

科学家更愿意淡化学科基础的形而上学属性，把理论起点看成是公理、基本假设与约定。然而，公理有独断论意味，往往只意味着我们(目前)无法反驳；基本假设或约定则有工具论色彩：它们是基础因为它们有用，它们有用因为它们是基础——这样便滑向循环。有学者指出：“要想从科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彻底清除形而上学，循环论证又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不得不区分大小循环。小循环是指两者直接相互支持，并不可取。大循环可取，因为相互支持的链条足够长。如，用化学键理论去解释物理浸润现象，又用物理学的电子理论解释化学键。大循环的合理性意味着“一个科学理论能够越多地支持其他理论，这个理论本身也就越多地被支持”，如此便取消了形而上学的必要性。科学共同体不免沾沾自喜：尽管一个伟大哲学家就对应一个主义，如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但科学中并不存在牛顿主义、门捷列夫主义。“主义只是争论尚无结果的标志。”

若以为科学共同体因此就对哲学免疫，显然过于乐观。上述解释假定了最大程度融贯论的可靠性。这依然是形而上学。要是用经验有效性来解释这一可靠性，又是一个不可取的小循环：最大程度融贯论可靠，因为其中理论经验有效；这些理论经验有效，因为它们最大程度融贯。要不就是一个更小的自我循环：经验有效性能解释最大程度融贯论的可靠性，因为经验有效性标准本身经验有效。

除开学科前沿的理论问题，科学共同体还有共同的工作假设，它们也位于科学之外。薛定谔曾经把“我们科学世界图景的独特的特殊特征”表述为以下两条：第一，“自然的表现可以被理解”；第二，“科学在试图描述和理解自然时，将这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作了简化”。工作假设在任何具体科学中都得不到讨论。它们不是科学的内在部分，而是外在基础。对它们的讨论只能归入哲学。

此外，哲学问题还有更硬核部分。它们跟生活密切相关。如，这个世界是否有一个目的?人有没有自由?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得上是真正人性的生活?……18世纪启蒙学者相信“三个基本假设”：真正的问题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只有理性主义才能提供；这些答案客观、普遍且永恒。换句话说，他们以为“世界是个能够用理性的方法加以描述和解释的单一体系”。他们曾指望建立人性科学，通过观察人类行为，分析人类行为原则，获得人生问题的答案。他们失败了。“哲学的领域没有被分割到被一系列科学所替代的地步。”哲学对象不是经验物或者经验物里面的模式，而是人类看待经验物的方式。哲学一方面要“揭示人类用来思考的、隐蔽的范畴和模式”；另一方面，更要“检阅这种活动本身的性质……揭示隐藏在这个二级的、哲学活动本身之中的模式”。这些内容关乎的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观察者。它们不在自然科学里。根据薛定谔，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把观察者排除在关于世界的理论建构之外。描述和理解自然时，“通过在有待构建的图景中把他自己、他自己的人格、认知主体排除出去或不予理会，科学家下意识地、几乎是无意中对理解自然的问题作了简化”，科学研究者把自己当成了“外部观察者”。身体是我们跟世界“进行联系的唯一方式”。由此给出的信息“很不完全”，因为“对于离我们的心灵最近的、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内容，科学“保持缄默”。薛定谔断言，关于“那个伟大的、深不可测的问题”，即，“我从哪里来，又要往何处去?”“科学没有答案”。

更宽泛地讲，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的是人文学科。哲学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四、观念活动的两个端点：科学与人文

人生在世是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作为物理存在，我们需要跟外部世界交换能量和信息。面包就是能量包，图书就是信息包。这要求对外部世界有准确认知。相应认知构成科学。科学帮助我们更方便、更稳定地满足欲求。为此科学报告事实，报告主要通过建立模型实现。因为，一事一报信息量太大，会超过大脑认识负荷；同时不足取，那相当于以文字重建了一个世界。任何生命体都好奇；人类不但好奇于现象，更好奇深层模式。面对同一块猪肉，狗只好奇于能不能吃到它，人类还会好奇于这块肉从哪里来，能不能通过某种方式(比如养猪、人工合成)稳定地获得。

人不但受到欲求因果式推动以维持物理存在，而且有精神生活。后者需要回答我是谁、为什么活着这些问题。“这是人类所有精神追求的真正源泉”。但薛定谔承认他不知道答案——“这是我的处境”。这也是所有人的处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在自然科学里。它(主要)不体现为认知，而呈现为讲故事，属于人文。麦金泰尔指出：“无论在行动和实践中，还是在他的虚构中，人本质上都是一个讲故事的动物。”通过讲故事，把自己嵌入其中，我们获得上述问题的回答。个人有发展故事，如小时候的作文《我的理想》；民族有认同故事，民族形成同时就是民族共同叙事被认可。这里存在着一个伯林认为的“人能够从内部加以认识的知识领域……因为它是人创造的”。维柯把这种创造的智慧称作“诗性的智慧”，诗人“能凭想象来创造”。是创造，也是塑造。

科学认知与人文故事分列人类观念活动两端，差别巨大。例如，科学重视普遍性，认知所建模型是一个个类别。老师拿出两颗糖启发幼童“1+1=2”，重要的不是这两颗糖，而是它们代表的1+1=2。化学老师讲到糖里的碳原子，他们关心的也不是这个或那个碳原子，而是碳原子类。讲故事重视的是一个个具体人物。故事越好，越要讲出人物独特处。科学里的名字是类名，不会给每一个研究对象取名字，类名之下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被取代。观察这个碳原子得到的结论，适用于所有碳原子。故事书则会给每一个人物取名字，名字所指的每一个人都不可取代，除非是路人甲。科学事实对所有人都一样，质能方程的理解只有一种；故事解释人人不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科学对象在外在世界，科学寻求客观因果；人文对象是人，人文追求故事中的解释。人文解释要求代入。麦克泰尔说：“我不仅是可解释的，而且我也总要求别人给出解释，我能把其他人置入故事中。”科学读者不必代入，而人文读者如果不做代入，大体就宣布了文本或理解的失败。就像伯林指出的，对人文作品的理解，“更像是”在理解我们的“一位朋友”，必须“进入另一些人的内心，进入人类的境况、历史”。

必须承认，科学与人文交织在一起。科学家做实验，同时也在讲一个事业成功的故事，小说家写小说用到了诸多认知手段。但它们的不同极为显著，甚至让“整个西方社会的理智生活”分裂为“两个极端集团”：以文学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人文学者和以物理学家为代表的科学家，“相互之间充满敌意，互不喜欢”。但要注意，无论贬低哪一方，都是一种故事。

哲学并不讨巧，容易招致多方批评。一方面，科学家不喜欢哲学迂阔而不可靠。尽管以前“关于自然界的思考就是哲学”，但今天“在科学发现中有必要区分科学与现在所称的哲学”。哪怕是科学哲学领域里的那些“活跃而有趣的研究”，对科学研究也“无甚作用”。霍金干脆说：“哲学死了”，科学家已经取代哲学家。另一方面，人文学者不喜欢哲学严谨而无趣。就像以理入诗，俨然押韵语录。南宋理学诗盛行，元代袁桷却批评道：“其凡偶拙近者，率悻悻直致，弃万物之比兴，谓道由是显，六义之旨阙如也。”又言：“理学兴而诗始废”“唯理是言，诗实病焉”。明代王世贞甚至认为，诗歌“一涉议论，便是鬼道”。

哲学的尴尬是其活动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佐证。哲学似乎既要在知识中体验，又要在体验时认知。总括起来，哲学活动可以区分为三个任务：澄清观念、建构意义和捍卫自由。澄清观念接近认知。哲学不像自然科学求助经验，倒有点像数学，“只是依赖于思想”，通过提问题，作论证，形成观点，考虑可能的反驳，“从而弄清楚我们的概念究竟是如何工作的”。若哲学只限于此，那么我们就“只应该产生出那些也可以被缸中之脑设想出来的哲学”。

任何学科都能澄清观念。但哲学所澄清的位于学科和生活底层；有了这些观念，学科才得以确立范式，生活才得以确定方向。因此，澄清观念时，哲学也在建构意义。反映对象的镜子有自己的质地，反映世界的我们有自己的框架。这些框架属于认识者，是哲学对象。同时世界本身并没有方向，持特定立场的是有利益诉求的人和人群。立场方向在知识之外，要靠信仰或者信念来拣选。这是哲学中接近神学的部分。若单靠固执，则太冒失。有必要对方向加以检查，这些检查也在哲学之中。

在建构意义时，哲学有一个独特任务——给出整体。每个人都有限，每次活动都在当下。但是人却要追求整体——不但要活在当下和这里，也想活在文化和历史中，活在“天人合一”“人与上帝同在”的“大全”里，如此方有终极的安全感和稳定感。跟宗教通过固执和神秘直觉找到路径不同，哲学会诉诸一些认知手段，如理性思辨、反思平衡等。但重要的不是认知，而是体验。不矛盾是数学的防错手段，跟观察一致是自然科学的防错手段，带来更好体验是宗教的防错手段。哲学越靠近科学，越强调不矛盾和跟经验一致；越靠近人文，越强调更好的体验。但无论如何，哲学都会像宗教一样呈现整体，以解释生活的所有方面。怀特海说：“思辨哲学努力去构造关于普遍观念的一个融贯的、合逻辑的、具有必然性的体系；借由这个体系，我们经验中的每一个元素都能得到解释。”每一个元素是指“我们意识到的、喜欢的、感知的、意欲的、想象的每样东西”。科学家更倾向于抛开“大全”式的整体。温伯格就提醒：“科学家应成熟起来，放弃这种对大自然做整体性处理的向往”，在自然规律中，“并未找到任何东西”能够契合善、义与爱。

通过澄清观念、建构意义，哲学捍卫着我们的自由。自由也是一种体验。虽有不可抵达处，观念却编织出一个整体。罗素说，哲学反思让人们得以检查编织着整体的观念，不被偏见所缚，无论它们是“常识”“时代或民族的成见”，还是“由未经深思熟虑而滋长的自信”。通过“扩展我们的思想境界”，哲学更新着“事物可能是什么”的回答。一个自由者“像上帝那样在观看”；尤其是通过哲学冥想到宇宙之大，心灵也就“变得伟大”，体会到跟宇宙合一的自由。

五、“哲学并非科学”的一个论证：诉诸连续性必然失败

以数学和科学为认知典范，以文学和宗教为人文典范，哲学位于二者之间。人类观念活动从人文到科学没有明显断点，位于其中的哲学随着哲学家的取向而呈现出不同特点。对连续体的人为割裂造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悲剧性的大分裂——分析传统和现象学传统。这一分裂源于康德建筑术中的裂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家几乎都受到了新康德主义的影响。随着“纳粹在1933年攫取权力”，偏向科学的哲学学者离开德语区，跟英语世界的哲学传统结合，发展了分析传统。留在德语区并保持巨大影响的“唯一一位真正的大哲学家”是海德格尔。从此两个传统彼此远离，“以至于几乎完全不能相互理解，无论在语言上、地理上还是概念上”。欧洲大陆哲学更偏向人文，海德格尔被布迪厄说成是一个“概念诗的巫师”，英语世界的哲学更倾向科学，更多地运用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塞尔总结说：分析哲学“把哲学的目标看成是追求与人们在科学中所获得的同样类型的客观真理”，而“大陆哲学家们……往往把哲学看作不太像科学，而更像文学的一个分支或至少与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密切相关”。个别学者悲观地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鸿沟将先天地保持其不可贯通性”。

科学的强大让哲学的人文属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尤其在英语世界。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虽然哲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但“它是一门科学”。1992年剑桥大学要为法国哲学家德里达颁发名誉学位，包括大卫·安姆斯特朗和蒯因在内的知名哲学家在《泰晤士报》公开反对——德里达的作品多由“精心编织的笑话和双关语”构成，“达不到关于清晰性和严格性的公认标准”。这一批评跟科学家对后现代哲学家的批评如出一辙。这些学者朝着科学走得太远，忽略了哲学的非科学特征。能够让他们走这么远的，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的连续性。陈波的阐述极具代表性：“哲学与其他各门科学是连续的，它是人类认知这个世界的总体努力的一部分”；“就其研究对象与目标而言”，哲学“像其他各门科学一样”；“就其方法论而言，哲学和科学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然而，这些观点是有争议的，诉诸连续性的论证本身也面临自我击败的风险。

首先，哲学是人类认知这个世界总体努力的一部分，但哲学不只是这些部分。一方面，科学世界跟哲学世界并不完全重合。根据薛定谔，科学家在为世界建模时，已经把观察者排除在外。的确有一些物理主义者希望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对观察者进行说明，如丹尼尔·丹尼特、史蒂文·平克等，并形成蔚为壮观的“第三种文化”运动。然而，这种尝试并没有消除歧见。他们对观察者的说明，利用了自然科学的成就，可这些说明既不是经验性的，也不是形式的，无法得到像自然科学或数学那样的验证。例如，丹尼特把自我看成是叙事中心。与此同时，与其说他们对观察者引以为傲的东西进行了解释，不如说他们成功地消除了这些东西。比如，通过还原论把某些人类情感解释成大脑的生理过程或微观结构。甚至一些带来美好体验的事物被解释为病态——凡·高画作的高亮色彩被说成是颞叶性癫痫引发的幻觉。要保留独特性，就不得不诉诸涌现论，而涌现论本质上是不解释——存在一些微观结构或生理过程，然后属人的东西就出现了。第三种文化的拥护者得到结论的过程和结论更像哲学。

另一方面，哲学要为人类带来美好体验。陈波正确地看到，“人类的利益和需求是人类认知的出发点”。但更应指出，人类认知并不是人类利益和需求的出发点。无论活在哪里，都活在体验里。有时缺乏认知或者压抑认知反倒能获得更好的体验。生活中的高峰情感、哲学和宗教中跟世界整体融合，至少在体验时是排除认知的。真当然好，但好比真更好。一些哲学观点反映世界，另一些哲学观点引导我们以一种特定方式去看待世界。我们无法改变世界，只能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从而改变跟世界的关系，让体验更好。“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重要的不是青山是否有意识，而是诗人辛弃疾认为它有。原则上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整个世界是否有意识，所以人格化策略并不能构成一条知识，但它会在孤独时安慰，在困厄中增强勇气。

其次，哲学方法跟科学方法有实质差别的一面。的确如陈波所言，哲学有时会求助于观察和思想实验等，但是，核心哲学命题不可证伪。哲学并不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甚至于“通常不可能知道有什么确定的答案是真确的”。丹尼特说：哲学史上“所有影响深远的大观念从技术上讲都千疮百孔”，它们才是“哲学史的真正的遗产”。把相似的说法用到科学史上，显然会贻笑大方。科学的进步体现为后起理论对前人理论的淘汰。然而哲学史上旧理论对新理论的淘汰并不明显。几千年过去了，柏拉图主义依然是人类的选项。哲学根本立场的不同有时可用气质来解释。费希特相信：如果人没有自觉到自由与独立，就会选择唯物论；要是意识到了，则会选择唯心论。哲学的这些人文体验性特征，科学会尽量避免。在此意义上哲学甚至都不是作为“Wissenschaft”的“大科学”。邓晓芒认为，Wissenschaft强调了“各门知识中共同的认知方法论的层面”，我们可以用认知去把握“任何对象”。但并非所有对象都能用、都在用认知把握。

第三，连续性论证面临自我击败的风险。陈波希望通过科学与哲学的连续性来论证，哲学就是科学。这一论证思路并不正确。科学与人文位于人类观念活动的两端，哲学位于其间。就像一段连续色谱，从黑到白，中间的任何相邻两点几乎没有差别，但黑白分明。让这一段色谱连续的，不是两端的黑与白，而是黑与白共有的颜色性质；同理，让科学、哲学和人文这些观念活动连续的，不是科学的认知特征，或者人文的故事和体验特征，而是人类观念活动这一共同特征。人类观念活动既不单纯导向认知，也不只是导向故事或体验。认为哲学是科学，无非是在以连续体一端的性质概括整个连续体的性质，相当于以白为黑。将视野放远，人的观念活动还有宗教；更远一些，观念活动又跟生理活动相连。仅仅因为连续就断定实质相同，那么，哲学、科学跟宗教甚至生理活动也是一回事了。

六、结语

如果把科学或数学看成知识典范，那么哲学主要不是一项认知事业，不是一门科学，尤其为我们提供意义、给出整体的哲学活动绝不是。生活需要方向，知识只描述事实。历史上科学不断地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这只是哲学的副产品，“哲学的目的并不是形成新的科学”。承认这一点没什么不好。就像费恩曼所讲的：“如果说某件事不是科学，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这只是意味着它不是科学而已。”假如像陈波那样，把哲学只当成是一项认知活动，跟科学实质一样，将会分割哲学，让哲学简化成受制于无知与无能的科学前史，凡不能催生科学的哲学都没有意义。最终，哲学合法性将被取消。幸运的是，这既非历史事实，也非当下现实。